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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蔣政權”的想象可以休矣!

 

文/王銳 來源:搜狐·歷史 發布人:觀察者網 2019年02月21日 子夜星網站
 

  最近一段時間,一些關于臺灣史政機構所藏民國史檔案解讀的文章在網絡上頗為流行。其實以筆者的經驗,倒不認為此乃蔡英文政權有意開放國民黨“黑材料”來讓世人研究,因為一直以來,不少歷史研究者都在呼吁將史料數位化,以便檢索。但這次網絡輿情的意義在于,許多不以歷史研究為業的人民群眾,開始對這批檔案感興趣,以此作為認識、評價南京國民政府的基本素材。這是一個好現象。

  自然,肯定會有所謂專業研究者聲稱,這些網絡文章沒有“史學規范”、轉發與評論者未曾經過“史學訓練”,因此不客觀、不全面云云。但不要忘記了,中國近代史這一門類在現代中國之所以流行,離不開具體的政治斗爭與意識形態斗爭,它絕非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的“士大夫之學”,而是與人們通過認識過去來理解現在、展望未來,尋求救國救民之道息息相關。

  像胡繩、劉大年、陳旭麓,包括筆者的太老師章開沅先生,他們之所以研究中國近代史,離不開他們在革命年代所進行的政治斗爭與意識形態工作,這些經歷既賦予了他們認識歷史的一種親歷感,又能比較深刻的把握近代中國的基本癥結。按照今天的標準,這幾位老先生在青年時代大概很缺乏高高在上的“學人范”,也沒有什么海外訪學、結交著名“學人”的機會,但恰恰是他們,堪稱當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因此,焉能輕易瞧不起在當代意識形態斗爭中的人民群眾所進行的歷史寫作。

  所以,對于最近的這一思潮,就不應忽視其意義。過去十余年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國內外環境,在學術研究與大眾思潮方面,對蔣介石政權的認識呈現出一種頗為怪異的現象。不少人將其視為現代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另一種可能性,將這個政權里的各色人等視為難能可貴的時代精英,甚至對這個政權所遺留下來的文物、建筑、服飾都抱以一種美學上的愛慕。其實對歷史上的政權有一些美好的想象本身并無問題。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他們的歷史功績完全可以成為人們認識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切入點。

  此外,包括一些著名政治家,如子產、曹操、王導、王安石、張居正,也可以作為評價歷代政治得失的重要參考。但讓人感到納悶的是,蔣政權之失敗有目共睹,不說別的,1949年美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就對其政治與經濟狀況大肆抨擊,深感絕望。要想懷想古昔,中國歷史上有太多值得人們紀念、追思的史事了,為何非要把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立在對這樣一個政權及其代表人物的臆想之上呢?這是否稱得上是一種精神上的病態?劉邦的《大風歌》,曹操的《短歌行》,王安石與張居正的奏疏,豈不比蔣公冗長的講話稿、浩如煙海的日記,更文采飛揚,啟人心智?

  當代一些為蔣政權做歷史辯護的人或許會說,蔣介石及其周圍的政客,至少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也希望中國越來越好。就這個觀點本身來說,其標準或許太低了,因為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十分盛行,救亡圖存、富國強兵,基本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基本共識。特別是在政治領域,除了一些遺老、漢奸與買辦,有幾個人沒有民族主義情感?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網絡文章,恰恰重點揭示了1930年代蔣介石處理“九一八”事變、《何梅協定》、總體對日方針等問題上的妥協與綏靖傾向。這是對蔣介石是否還稱得上是民族主義者的一個有力質疑。

  即便蔣介石及其周圍的親信有心救國,但這些史事至少表明,南京國民政府的“基礎能力”與國家治理水平實在不高。眾所周知,南京國民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區域,基本局限在江浙一帶,其他地區鞭長莫及。在政治集團的組成方面,除了追隨蔣介石起家的革命新貴,就是與英美政治、經濟、文化勢力關系極強的新式“精英”,以及作為士紳支配之延續的原北洋政權中的成員,這一組合本身就十分缺乏民眾基礎。加上“四一二”清黨,把國民黨內本來就為數不多有有志青年排除殆盡,致使政治風氣大為敗壞。蔣介石本人倒是有心刷新政治,他特意把江寧等地作為“自治實驗縣”。但據張朋園先生的研究,此舉最終弄得不倫不類,飽受詬病,絲毫無助于全國范圍內的政治能力之提升。

  猶有進者,一些帶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色彩的史論強調,與中國共產黨一樣,國民黨也深受蘇聯影響,將后者的組織模式借用過來,因此在表面上看起來與中共無甚差別。但這樣的觀點或許忽視了,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群眾路線,讓黨員干部與群眾相結合,為廣大窮人謀幸福。在毛澤東的黨建思想中,反對官僚主義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警惕黨員干部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這兩點鮮明的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很長時間內極大程度上避免蘇聯統治集團所表現出來的官僚化、權貴化傾向,這一點不少具有比較視野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已有詳盡論證。

  就此而言,雖然國共具有一些共同的組織特征,但在政治原則與政治路線方面,國共之間的差距不啻天壤。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后來成為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長期堅持“反共”立場的徐復觀,1940年代曾是國民政府駐延安的觀察員,他在給蔣介石寫的報告中,也承認中共與農民十分親近、政治風氣平等、組織效率極高。今人可以執拗地認為斯諾這樣的國際左翼作家對中共有“溢美之辭”,但徐復觀秉此立場卻也如是認為,實在值得人們深思。

  還有一種論調,認為蔣政權只是“生不逢時”,如果給它更多的時間,中國一樣也能被治理好。嚴格意義上講,歷史無法假設,但我們或許可以從一些歷史片段來回應這一觀點。

  1945年抗戰勝利之后,蔣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國民政府的合法性無以復加,中國作為戰勝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也較為理想,按理說,國民政府有充分的機會讓中國擺脫困境。但事實卻是,國民政府的接收大員在淪陷區大搞腐敗,“五子登科”讓老百姓深惡痛絕,短暫的好感瞬間煙消云散。在經濟建設方面,為了贏得美國的支持,國民黨政權急忙與美國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大開中美自由貿易的大門。如此一來,好不容易在戰時有一定基礎,但還在成長階段的中國裝備制造業必須立即與發達國家短兵相接,其結果可想而知。

  在所謂市場邏輯的牽引下,許多戰時以制造高端技術產品為旨歸的工廠,此刻只能大批量生產簡單低技術含量產品。同時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政府人為擴大了機械進口的幅度,這更不利于扶持本國的裝備制造業。如果說國家富強是近代中國許多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標,那么蔣介石政權為了延續統治,卻主動自降身價,成為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下游環節。何謂“下游環節”,只須看看冷戰時期的中南美洲與菲律賓便知。讀史貴能見微知著,這樣的假設實在經不起仔細推敲。

  其實筆者相信,世之博雅君子多矣,怎會連這樣淺顯的道理也不明白。或許關鍵之處在于,思考歷史的切入點,或者用一個較為傳統的名詞,是政治(或階級)立場,決定了從哪個角度去看待這段歷史。如果說要認識民國的話,那么必須要問,我們想認識是誰的民國?是蔣介石、宋美齡、胡適、張嘉璈的民國,還是魯迅、蔡和森、惲代英、方志敏的民國?是燕京大學里出身豪門世家的少爺小姐的民國,還是飽受戰亂天災流離失所的廣大貧民的民國?如果說1930年代的上海是南京國民政府“現代化”的象征,那么當人們想起這個時期的上海,首先映入腦海的,是在百樂門紙醉金迷的公子哥、闊太太,還是如饑似渴閱讀左翼文學的進步青年?是住在租界里趾高氣昂的洋人與買辦,還是在“兩灣一宅”棚戶區里饑寒交迫的流民?凡此種種,與其說是閱讀史料側重點的不同,不如說是基于當下自我身份定位而透露的歷史與文化想象之別。

  或許有人會說,蔣介石政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毛病,但是它至少對知識分子很“好”,至少那時有思想與言論“自由”,所以它體現了“文明”。許多以“實證研究”名義出現的歷史書寫,說穿了都是在不斷想方設法“證成”這一點。在這里,必須界定何謂“好”。不錯,在那一時期留洋精英自然地位很高,受人仰慕,但不要忘了,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能夠出國留學的一般非富即貴。錢鍾書之所以是錢鍾書,離不開他父親乃身為地方名流、家中富于資財的錢基博。許多平民出身的小知識分子,生計艱難,工作往往朝不保夕。不少民國文化人的日記都詳盡記載了自己如何為衣食生計奔波。在大學里面,“畢業即失業”也成為家境一般的大學生時常擔憂之事,因為許多工作職位,都被有關系、有權力的家庭走后門占據了。

  就像大名鼎鼎的陳寅恪,他之所以在海外沒拿任何學位卻能進入清華大學教書,與他的家世,特別是他父親陳三立和梁啟超的深厚交情極為相關。今人時常幻想的所謂“憲政先驅”張君勱,大哥張嘉保是滬上著名實業家,四弟張嘉璈乃著名銀行家。這樣的家庭背景,這樣的家族利益網絡,能指望張君勱真正服膺追求平等政治的社會主義嗎?在他的“憲政”構想里,廣大平民老百姓有多少參與的機會呢?試想一下,今天廣大莘莘學子,如若真生活在那樣的社會里,在求職之時周圍盡是陳寅恪、錢鍾書這樣出身的人,還能有多少生存的希望呢?就此而言,它究竟“好”在哪里?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杜甫曰: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建立在社會經濟不平等基礎上的“文明”,那還叫文明嗎?

  再看所謂“自由”。“四一二”期間,蔣介石對共產黨與左翼人士大肆屠殺,毫無尊重政治自由的風范。被今人想象為素懷“兼容并包”主張的蔡元培,更是極力奉勸蔣氏對共產黨大開殺戒,而在這期間被殺害的陳延年,就是蔡元培當年北大同事陳獨秀的兒子。據周谷城回憶,1930年代他和鼓吹美式“民主政治”的胡適就“封建”問題展開討論,商務印書館的負責人得知周谷城要向胡適叫板,立即不讓刊登其文章,因為怕得罪胡適。在這種學閥支配思想界的環境里,又有什么真正的言論自由?更不用說胡適為了樹立自己在學術界的領袖地位,極力排擠、打壓與自己觀點絕異的章太炎門生,傅斯年秉承胡適之意在北大驅逐朱希祖,胡適利用北大文學院院長的特權解聘馬裕藻,這些行為,哪有半點尊重學術自由的影子?蒙文通深諳經學與古史,其成果在今天被視為典范,可就因為在北大任教期間未去胡適家里登門拜訪,以示屈從,便被不再續聘。胡適的霸道于此可見一斑。而胡適當時除了身為學閥,更是蔣介石的座上客,成為替蔣政權裝點門面的主要人物。他之所以名聲在外,離不開國內外政治勢力的撐腰。從這里,也可以看到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特征。

  當然,筆者并非強調這段時期的歷史不值得研究,只是想說明,這次網絡輿情進一步凸顯了過去那種不切實際的民國想象害莫大焉。民國史當然值得研究,史料更是要盡可能的詳盡爬梳,但研究的基本問題意識與價值立場,恐怕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用一種崇敬的、好古的、懷念的立場去進行。一個比較恰當的思路,或許是將其作為一個鮮活的歷史反面教材,去研究這段歷史能提供今人怎樣的教訓,讓我們的政治避免“國民黨化”,社會避免“士紳化”、“貴族化”。深入分析“蔣政權”的興起與衰亡,或許更能讓我們珍視這70年來中國政治與經濟實踐中真正珍貴的歷史遺產,使之成為我們構想未來的理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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