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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改造懶漢懶婆始末

 

文/阿蒙 來源:觀察者網 2017年05月01日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提出“沒有一個懶漢”的大生產口號,照顧其生活、在村中公開批評,促進其加入互助組、合作社等辦法使其所在村的懶漢、地痞、流氓、巫婆、神漢、破鞋“大量的減少”。因為歷史、經濟、政治等原因,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內存在著大量的“懶漢”、“懶婆”,他們的存在浪費了邊區政府大量的資源──不對其加以救濟輕則小偷小摸、重則投靠日偽做出不利于抗日的事情,為了抗日大業必須對懶漢、懶婆加以改造使之能自食其力。

  懶漢、懶婆成因

  如果想解決問題必須先對問題加以分析,形成懶漢、懶婆有如下幾種原因。

  高額田賦及高利貸:民國十七年(1928年)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擬將田賦正式劃為地方稅,以作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這是中國田賦史上的一次較大變化。田賦劃歸地方后,中央政府遂于1928年公布劃分國家收支地方收支標準案中規定:“國家稅地方稅劃分后,各自整理,不得添設附加稅。”

  國民黨雖然規定不得隨意增加田賦但根本沒有用,將田賦歸地方減少了中央對于地方的控制,反而增加了人民負擔。1935年10月20日《大公報》報道“始將田賦列為地方稅,由是田賦成為地方財政之主要稅源。”“據調查所得,各省田賦平均在省歲入40%以上。而最高者如四川且達79%,甘肅達75%。至于縣地方財政,幾純恃土地稅為惟一收入。”若以光緒二十八年每畝田賦四角為基數,河北水田最高征收3.5-3.6,指數為875;旱田最高者4.0以上,指數為1000。⑴

  田賦為正稅還有各種附加稅,附加稅一般在田賦的一倍以上,河北省的田賦附加種類有48種之多。還有田賦“預征”,“預征”顧名思義就是今年把明年的稅、后年的稅提前交上來,河北的田賦“預征”比四川差一些,四川有的地方稅都收到1991年了。還有各種橫征暴斂,“河北新鎮縣于十八年(1929年)擅自增收畝捐二角,全年收入一萬八千文,超過正稅三倍以上。”⑵

  除此之外基層還要負擔兵差,兵差的分攤方式有兩種,一是按畝攤派,二是按戶攤派,但不管采用哪一種方式,其結果總是同樣的,實際負擔主要是落在貧困農戶身上。無論高額田賦、苛捐雜稅、橫征暴斂還是兵差,地主們是不受這個限制的。一是大多數不住在農村,他們所應攤的由佃農代出;住在村里的地主也常常用提高租額的方法轉移到佃農身上。佃農的租稅一般在產量的50%-70%,有些地區更高。

  毛澤東論及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說:“一、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是被破壞了;但是,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著顯然的優勢。”⑶

  地主同時經營高利貸,城市的買辦資本進入農村與地主階級結合起來剝削農民,秋天壓低糧食收購價,春荒抬高糧價,以高利貸形式貸出糧食,低價收買農民的土地──擁有土地是最好抵御通貨膨脹威脅的方式。比如四川平原,1926年糧價平均每石14元,秋季每石10元,而春季則高至28元。⑷

  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民國時期水利設施荒廢。天災人禍面前農民只得向地主借取高利貸,地主借給農民高利貸看人值不值,值的標準就是家中有地。晉察冀邊區所屬冀中地區是河北省畢竟富裕的地區,由于大清、永定河每年泛濫,地主借機低價收購土地,當地有二十萬畝以上的大地主,災年他用一斗谷子就換農民一畝地。

  天津勝芳鎮戈、薛兩家各有土地五千頃;察北地主張禎,占了張家油坊等三十個村的全部土地;熱河平泉的地主,從自己家到北京的地都是他家的,號稱不離開家就到了北京。他們的土地來源不外乎就是趁人之危強取豪奪,很多原本家境不錯的自耕農就是這樣淪為貧、雇農。晉察冀著名的勞動英雄胡順義,在八路來邊區之前不僅變賣了家中祖傳的地,甚至將兩個女兒賣了還地主的高利貸。這是用土地償還高利貸,還有“妻兒抵押貸”規定:到期還不上以借貸人妻子為抵押品抵押給債主。



“改邪歸正”的勞動模范胡順義


  如在債主家懷孕生子,其子歸債主所有;還有勞力抵債(無論男女),必須在債主家工作十年以償債,像楊白勞那樣用喜兒抵債的在民國屢見不鮮。民國學者楊捷之在1935年9月《中國經濟》統計晉察冀邊區所在地河北:以農村總戶數為100,借款家數51;借糧家數為33。同時國民黨官僚資本進入農村加重對農民的剝削,比如1936年國民黨官僚資本在成立合作社,市面上蠶絲80元,他們強迫入社的農民40元出賣。下圖表格是1935年農民貸款的對象統計。



(來源:中國農業實驗所:1935年《農情報告》,第2卷,第十一期)


  楊成武回憶錄提到他的朋友王莆,他是商人兼大地主(楊成武將軍說他除了袁大頭和錢大字不識一個),抗戰時期累計向八路捐款十萬銀元,其說:“國將不保,何以家為?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與其讓家財落入敵手不如捐獻抗日!”還將其用來保家護院的槍支捐給八路。冀東地主洪麟國、陳宇寰民族危亡之際毀家紆難參加八路,并在與日寇戰斗中以身殉國。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說:“世上有背叛階級利益之個人,沒有背叛階級利益之階級。”

  前文引述的毛澤東的話揭示了一個真理,殖民地宗主國只是把殖民地國家當成原材料進口國和工業品傾銷地,決定了其必須要保持殖民地國家的地主階級,地主階級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也解釋了抗戰期間國民黨把自己的的無能、腐敗表現得淋漓盡致,但美國一直選擇支持國民黨政權的根本原因:因為國民黨代表的是城市買辦階級和農村地主階級利益的,支持國民黨就是想讓中國永遠不能完成工業化、永遠成為宗主國的附庸。

  日本侵華的影響:一、毒品。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就在朝鮮種植鴉片向中國走私毒品,九一八事變之后鴉片種植在東三省越演越烈。1936年偽滿洲國鴉片收入為1331萬日元,占全年財政總收入的5%。1939年為3393萬日元,為全年財政收入的5.6%。長城抗戰后日本于1933年5月31日強迫國民黨政府簽訂《塘沽協定》。1935年1月日本制造察東事件,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秦德純土肥原協定》,又稱《察哈爾協定》,日軍據此實際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區。1935年7月6日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何梅協定》,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大部主權。

  日本在綏遠大量種植鴉片,并且在天津日租界大量生產海洛因等毒品,據戰后參與制作毒品的日本工程師回憶,大約有一萬人左右參與制作毒品。1938年,蒙疆地區的鴉片輸出量為9,854,779兩,價值43,821,175日元,占全部輸出貨物的41%,平均每兩賣4.45日元。其中向平津地區輸送8,908,040萬兩,向滿洲國輸出946,739兩。⑸

  察哈爾、晉北地區原為蒙疆鴉片種植地,煙民人數眾多,據1940年至1945年不完全統計,吸毒人數達33萬余名,約占總人口的13.3%。晉察冀邊區二專區某村共169人,就有33個料面鬼(即大煙鬼),每日消耗三四百元以上,3家大戶因吸毒倒塌了,12戶廢敗了,賣掉9個青年媳婦,4個兒女,賣掉和荒了的土地在600畝以上。結果村中一切對敵負擔都落在不吸毒的頭上了,影響到全村的團結,失盜案件不斷發生。一個老太婆家里柜上放著幾升黃米,到茅房走走,回來就不見了。

  日本經濟侵略。如冀中所屬的高陽地區有一些現代紡織工業,但棉紗來源于日本。隨著日本的經濟侵略,高陽紡織廠大多倒閉或被日資收購,為日本供應原材料棉花的晉縣、高陽農村小型地主紛紛破產。包括華北工業的中心區天津,各廠不是關門倒閉就是被日商所收買。破產的地主從小嬌生慣養不事生產,慢慢淪為懶漢、懶婆。農村破產,不少婦女被迫賣淫,后來發展成風氣,不以賣淫為恥,這是懶婆另一個來源。

  教育落后、封建迷信盛行。在北岳區五臺一個村莊里,“人們過著農奴生活,一村有一個識字的人,便像是有了一位圣人。”冀中平原地區,文盲占農村人口總數的80%左右:冀西山區,學校就更少,許多村莊連一個識字的人都沒有,即使為當時受教育程度較為發達的京漢鐵路沿線,兒童入學所占的比例僅僅有30%,其它地區則遠遠低于這個水平,連20%也不能達到,大部分群眾文化程度很低。

  同時政府的權力不能深入基層加以引導導致封建迷信盛行。鬧蝗災不去滅蝗、搶收,說惹了蝗仙;旱災說是惹怒了河神請巫婆、神漢燒香拜神,結果反倒加重了災荒,經濟也就更拮據。

  改造懶漢、懶婆



解放戰爭土改農民成立農會


  減租減息。1938年2月9日出臺《晉察冀邊區減租減息單行條例》,條例規定:“二、地主土地收入,不論租佃伴種,一律照原租額減少百分之二十五;二、地主之利息收入,不論新債舊欠,年利率一律不準超過一分(即百分之十)……”⑹

  據1940年6月,不完全統計晉察冀四個專區減息數達三十二萬六百余元。只在二、五專區減租額即達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余石。減息抽回了被地主高利貸奪走的六萬四千九百余畝土地。⑺

  1938年2月21日出臺《晉察冀邊區墾荒單行條例》,鼓勵農民墾荒從法律上保證墾荒者“無租墾種”的土地所有權。前文提到的晉察冀勞動英雄胡順義十石租子減成三石一斗五,開了三十畝荒地,一年打糧食二十一石。山菜各六千斤。還養了二十只羊、五頭牛、兩頭驢、二十只雞。組建農會,發動農民向地主做斗爭、倒苦水,農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但是減租減息的過程中也出現地主、富農負擔過重的現象,這不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王莆、洪麟國、陳宇寰舍身為國的;也有賣國投靠日寇作威作福的;也有拉一拉就到抗日這邊來的,推一推跑到日寇那邊也不在少數。

  邊區減租、減息觸動了地主利益,行唐南伏流大地主1941年日寇掃蕩主動組織維持會,并當了會長,結果日寇將其女兒、兒媳全部強奸,現實使其驚醒掉頭抗日,這樣的地主在邊區不在少數。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于統累稅問題的指示》,強調指出:“累進稅乃是應向我區內一切人民征收的稅則。特別是在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下,雖然捐稅應由富者比較多負擔一些,但要富有者完全擔負或負擔過重,這亦是不好的。”⑻

  1941年春,晉察冀邊區普遍實行的統一累進稅,是財稅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統一累進稅的征收完全可以寫一篇論文,這里簡單的說一下)。廢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徹底杜絕了日偽的隨意攤派和到處掠奪,又將1940年以前邊區征收的田賦、公糧、營業稅、煙酒稅、牌照稅、印花稅等6種稅收,統一為財產稅和收入稅。

  以錢、糧、秣三種形式統一交納,一次征收。徹底廢除了舊社會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整頓了邊區的財政稅收制度,實行了區以上各級政府和軍政部門開支,均由邊區政府統籌統支;充分照顧到各階級、各階層的經濟利益,進一步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統一累進稅根據財產和收入多寡,規定了不同的累進率和納稅最高限額,貧農納稅只占全年總收入的7%左右,也減輕了地主、富農的納稅負擔。富農的納稅負擔的比例,一般不超過25%;根據廣大農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現實,規定收入凡在“免稅點”以上者,不論自耕農還是佃農均應納稅。納稅面由以往的不足50%,擴大到80%。

  統一累進稅規定了免征私人工商業資產稅,免征家庭副業、私人畜養業的資產稅和所得稅;新開荒地不征稅;藥材、鐵、農具、火柴、鹽等生產免稅;但是地主轉讓土地、出租土地征收資產稅,通過稅收調節讓地主把資金轉向商業和工業上去,同時邊區銀行給予農業生產發放低息、甚至無息貸款,減少封建地租剝削。

  阜平地主孫樂山曾當過東北軍軍、師、旅、的處長,青島水上警務所警官,減租前全家收租三十一石,減租后收二十二石。1943年收回三畝地自耕,在勞動英雄胡順義幫助下勞動,同時將三萬多資金投入到皮革廠和合作社。當選為阜平縣議員,晉察冀邊區參議員。

  由于數年的努力以北岳區三十九個村為例:抗戰前雇農占總戶數的7.06%,到1942年減少到3.23%。另外據三十二個村調查,在254個雇農中,上升的149人,占58.6%,其中92人上升為貧農,51人上升為中農,三人升為富農,轉營工商業的3人。貧農抗戰前占40.47%,1942年為37.72%。

  減租后貧農上升為中農的占18.66%,上升為富農的占0.24%,下降或轉化的有3.54%,其余的仍為貧農,但因為統累稅的實行,負擔較小,生活仍有上升。中農抗戰前占35.42%,到1942年占44.31%;上升到富農的占1.67%;富農抗戰前占8.45%,到1941年變為7.78%,1942年上升到7.88%。

  這一切都是在極為殘酷的戰爭情況下進行的,土八路的到來減少了最窮的,減輕封建地租剝削,用經濟的辦法讓地主把資金轉移到工商業。毛澤東說:“對于地主階級是要打倒的,對于個人是要保留的。”

  二、普及教育,樹立勞動英雄的形象帶動廣大群眾。邊區政府通過形式多樣的教育活動提高了農民教育程度,破除封建迷信對農民的毒害(關于教育在拙作晉察冀邊區貨幣戰和晉察冀婦女解放都有涉及就不多說了)。曲陽母子倆,母親靠當巫婆養活兒子。八路普及教育,兒子在小學校接受教育批評母親搞封建迷信;同時在村干部幫助下母親認識到錯誤,自己現身說法揭穿自己騙人的把戲。

  村干部又積極組織母親參加紡織合作社讓其能自食其力。封建地主階級用唯心論宿命論麻痹農民的意識,農民認為自己是“天生的窮命”,一年到頭辛苦勞作也窮,索性破罐破摔懶下去。土共通過教育讓農民意識到:貧困不是源于“命”而是源于不合理的剝削制度,改變農民聽天由命的心里,“我也有一雙手,勞動起來樣樣有。”李公樸從晉察冀邊區考察后說,“晉察冀的人民,由于教育工作普遍深入艱苦的進行,已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中國,認識了抗戰,而且還認識了他們自己,了解了自己的力量。”

  樹立勞動英雄胡順義、發明英雄劉青云(女)、合作英雄張瑞、一天收割六畝地的婦女被成為收割英雄,這些都是平素被蔑視的人如今在邊區稱為英雄,一掃封建社會只有帝王將相才能是英雄的慣例,給農民樹立只要我努力勞動我也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勞動英雄胡順義1944年參加邊區勞動英雄大會遇到了被賣到山西的女兒,原來他的女兒也成為勞動英雄)。面對日寇殘酷的燒殺搶掠和自然災害頻發,個體是沒有力量抵抗的,必須組織起來,只有組織起來的民眾才是抗日的銅墻鐵壁,一盤散沙的農民是沒有任何作為的。

  組織起來

  毛澤東說:“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


  土八路到邊區之前邊區農民就有在農忙的時候互相幫工的習慣,俗稱拔工隊或包工隊。比如張三家缺少勞動力、李四家有勞動力但是缺少勞動工具,張三借給李四工具,李四幫張三干活,彼此不收任何費用。面對日寇的侵略,一切活動必須更有效率:“天下武功皆可破,唯快不破。”

  由于頻繁的反掃蕩,從事各種勞動的時間被迫縮短,只能通過勞動協作、勞動互助改變。據統計開展勞動互助好的地區,勞動效率一般能提高30%—50%,甚至還有提高一倍的。而懶漢、懶婆把村里救濟給他們的種子吃了、日上三竿還不起床。這就需要基層干部的努力了,“三勤加一懶,想懶懶不得。”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

  靈壽復員軍人張樹藝,1940年阜平龍泉關戰斗中失去兩條小腿。復員后他的家鄉是日寇造成的“無人區”,他爬行生產、戰斗。運用在部隊學到的戰斗技能幫助民兵打游擊;領導山門口和南北譚莊開了一條九里長的水渠,把旱地改為水田八百八十五畝。后來又任拔工隊隊長、村實業委員、民政干部和抗屬代表。白天生產、晚上辦公、治家。他們村有個懶漢叫張慶沅,張樹藝天天去他家說服他,最后張慶沅感動的說:“你都這樣了還這么關心我,我再不改還是個人嗎?”⑼

  靈丘王巨村某個懶漢,在1939年因偷盜勞動英雄王海的糧食,怕處分而走了口外。1944年王海捎信把他叫回來,并借給他2匹布、8斗糧,給他調劑土地,拿錢給他做本錢跑運銷,光景好了,他感動得反省自己的過去所有錯誤都承認,并愿今后什么工作也不落后。

  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就受窮,村干部為懶漢、懶婆制定家庭計劃。五臺鐵堡村王三有老婆和倆孩子,因沒吃沒穿,鬧離婚;經村干部幫助計劃開家庭會議,幫他大兒子攬了羊工,老婆做飯、管家、做鞋,他自己種地,抽空燒柏油賣,兩口子和好了。

  孟平、康金小兩口子都很懶,女人嫌丈夫不生產、丈夫疑心老婆有外心,兩口子整天吵架、鬧離婚。經村干部調節,雙方坦白檢討,女人說:“只要你生產積極,不打我,不罵我,我就不跟你離婚。”康金小也檢討錯誤,定出生產計劃,從種地到喂豬、紡織,夫婦和好、光景一年比一年好。

  龍華木廠村一個破鞋在村干部幫助下改務正業,努力勞動,當了生產組組長。家庭生活改善,她母親給拔工組抱孩子,主動給娃娃買吃的,到處說村干部的好處。

  利用兒童團唱歌謠、黑板報形成社會輿論勸導懶漢、懶婆。使懶漢、懶婆失去存在的社會基礎。發動兒童團到時間叫懶漢、懶婆起床,甚至將不起床的懶漢褲子拿走(就一條褲子躺在床上一天擱誰都受不了)。龍華勞動英雄葛存同志所在村,出黑板報表揚好的批評差的。許多二流子都是受黑板報影響改造過來的。

  有個懶婆品行不好,開過幾次斗爭會也改不過來,葛存讓干部領導她參加生產,表現很努力,就馬上登黑板報表揚,村公所還給她獎金,并拿這個例子去動員其他婦女,誰誰參加了生產,得了獎,你們還不努力?個個婦女都不服氣,就更加油來干,村里的人們于是說:“有毛病的在墻上改正過來了,比罰可效力大。”不過還是耐心做思想工作效果更好,比如阜平一個懶漢,村干部用登黑板報發動小學生唱歌謠都不管用,氣的村干部把懶漢吊在樹上用鞭子抽,這些都無濟于事最后還是靠耐心地說服教育改邪歸正。

  晉察冀邊區的合作社在對日寇的貨幣戰和婦女解放、衛生醫療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通過組建合作社還成功的改造了料面鬼及懶漢、懶婆。阜平高街村合作社有一百零五戶,四百二十五人,水田三百四十八畝,灘地二百八十畝,旱地四百二十五畝。村社有股金一七四,四五三元,社員三六五人。⑽

  陳富全是合作社社長,組織起來的農民勞動效率提高后,社里有了一定的積蓄。陳富全決定和人成立煙草制造廠,合作社投入二十萬,別人投了六十萬,幾個月后因經營不善賠了五十八萬。

  陳富全不服單獨經營,把一些沒有勞動力的災民組織到煙廠糊煙盒、卷煙,到年底就把賠的錢賺回來了。他們合作社生產的“高街布鞋”因為質量好、樣式美觀暢銷全邊區,甚至還有平津、綏遠等地商人前來采購。村里幾戶糧食不夠吃的貧困戶就因為做鞋解決了吃飯的問題。

  村里幾個懶漢村里給他們幾個貸糧,幫助他們加入合作社自食其力。三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婦女,干不了活,生活水平下降,陳富全組織他們參加技術拔工,做輕活,改變了吃現成不做活。隨著合作社經濟水平的提高,大生產運動開始后,村里設置衛生員,領導群眾開展衛生工作,提出四凈:屋院凈、手臉衣服凈、鍋臺桌碗凈、糞坑要常墊、街道凈,與婦女衛生工作結合規定衛生突擊周,與小學生結合挨戶檢查,用黑板報編歌謠來表揚批評,選出衛生模范戶,改造了“骯臟鬼”安國花。

  與高街村合作社類似的張瑞合作社也是如此。張瑞所在的徐水縣高村營處于敵占區條件更為艱苦,張瑞在抗戰前就和貧苦農民一起向土豪劣紳做斗爭,38年12月八路來了之后參加農會組織農民抗日。1943年秋日寇瘋狂搶糧、槍棉花,游擊區提出堅壁清野,但是靠近平漢路沿線的村莊挖地五尺就有水。張瑞想出一個辦法,可是需要大量的磚,買還貴質量也不好。于是號召大家入股開了一個磚廠,雖然后來磚廠被日寇發現開不下去,但是磚廠盈利給村民分紅讓村民得到了實惠。

  后來又開了紡織合作社、榨油合作社,一手拿槍保衛勝利果實,一手紡線、榨油。1944年春老百姓中間流行傳染病,張瑞成立了一個醫藥合作股,解決老百姓看病的問題。村里有九個料面鬼,整天游手好閑、偷雞摸狗,曾經去日偽的戒毒所戒過,結果出來之后煙癮更大了。



1944年2月,邊區召開的第一屆群英會,從左至右(胡順義,韓鳳苓,安有成)


  張瑞為他們準備一個很好的大房子,集體戒毒。家境不好的由合作社供給部分糧食,每天由區干部和他們讀報,合作社還做好吃的為他們打氣,住了四十五天全部成功戒毒,再沒有復吸的。

  晉察冀邊區壽榆縣邵文村,全村169人,就有有33個料面鬼,每日消耗三四百元。村長、中隊長、指導員都吸毒,貪污腐化,壓迫群眾。1944年大生產運動開始后,在群眾幫助下,沒有一個偷懶的。據不完整統計,9個料面鬼1943年種地面積達264畝,產糧92石6斗,統累稅負擔72分5,餓肚子的27人(家庭人口在內);1944年種地面積273畝,產糧165石,統累稅負擔72分95,平均每人增產糧食9石多。⑾

  晉察冀邊區所屬的龍華縣,1943年離婚案有十五件,1944年下降到一件,偷盜案一件也沒有發生,各家掃街掃院、清潔衛生,個個勤勞,乞丐絕跡,仗勢欺人成為過去,賭博不復存在,吸鴉片及娼妓,除新解放區外,也已絕跡;暗娼破鞋改邪歸正。⑿

  1944年一年曲陽就改造了五百二十三個懶漢、懶婆,土地產量增高了。據四十二個勞動英雄村統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不夠吃的大幅度減少。冬閑變成了冬忙,沒有了不正當的娛樂和游手好閑的,有的是到處是一片新氣象。⒀

  改造好的懶漢、懶婆成為自食其力的人,還有人經過努力當了村干部、勞動英雄,甚至還有參加八路軍在于日寇戰斗中犧牲的,都在盡自己的力量為戰勝日寇努力。毛澤東說:“二流子改造運動是布爾什維克的好經驗,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不但增加了勞動力,而且消滅了壞人壞事,取得了人民的擁護,鞏固了社會的安寧。”

  無論減租、減息,實行統累稅,還是普及教育、樹立勞動光榮、組建合作社,最核心的是土共政權能深入到農村,中國五千年歷史土共是唯一一個把政權深入到最基層的農村的,正因為有了強大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土共才能戰勝比起強大的多的對手:日寇和國民黨。晉察冀邊區懶漢、懶婆的改造一掃中國五千年因循守舊之風,改變了中國農村的生態,一個新的中國如旭日將出現在地平線之上。


  【注釋】

  1《中國稅收制度史》黃天華著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794頁
  2許達生 《苛捐雜稅問題》,《中國經濟》第1卷第4期(1933年5月)《毛澤東選集》2卷630頁
  3 毛澤東1939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4《民國時期的農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93年3月版60頁
  5《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 19期 江口圭一 《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92-102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年12月第一版
  6、7、11、13《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二編)農業 南開大學出版社15、50、499-501頁、738頁
  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494頁。
  9.12《晉察冀人民翻身記》晉察冀人民斗爭史編輯部 1982年出版 第60、137頁
  10《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 》第四編 南開大學出版社943-9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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