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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與“4.12政變”大屠殺

 

文/仁山智水 來源:破土網 2015年04月12日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按】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志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經過四一二政變,國民黨基層組織基本癱瘓,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經歷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共產黨初步積累了反正兩方面的經驗,為領導中國人民把斗爭推向新的更高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蔡元培是被自由派神化的一個人,在自由派思潮很大程度籠罩媒體乃至整個知識圈時,蔡元培的另一面也就自然而然被封掩了。





1927年“4·12”政變中被屠殺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尸橫遍野,慘不忍睹


  1927年3月21日,張靜江自江西蔣介石行營到達杭州。當晚,蔡元培與邵元沖即往張所住的新新旅館拜訪,張靜江向他們介紹了有關蔣介石正在策劃的反共清黨計劃,說:“介石對于與共產黨分離事已具決心,南京定后,即當來寧共商應付”。

  3月24日,蔡元培與張靜江一起去上海,同吳稚暉,李已曾等商量如何配合蔣介石將要進行的清黨大計。

  3月27日,蔡元培遷入豐林橋蔣介石總部行營,準備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具體討論與共產黨分裂方法。

  3月28日,蔡元培任會議主席,和回民黨右派分子吳稚暉,李石曾,古應芬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吳稚暉在會上報告了他在3月6日與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談話經過,當時吳問陳,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須若干年?陳答20年。以此為理由吳認為“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認為“應予糾察”,提議對共產黨進行彈刻。

  蔡元培立即附議,并補充建議“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蔡元培主持下吳稚暉的反共提案獲得通道,并由吳擬具監察委員全體會議決議草案。這次會議上把蔣介石將要進行的清黨活動定名為“護黨救國運動”。

  4月2日,再次召開國民黨監察會議。當時參加國民黨監察會議的代表是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古應芬,陳果夫,李宗仁,黃紹弘八人。國民黨全體監察委員共有20人,以區區8位代表開會,而稱為全體會議,蔡元培再任主席。

  會議通過了吳椎暉草擬《請查辦共產黨呈文》,呈文稱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認為“—: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等,均引為共產黨人“罪證”,所以“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分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會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會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

  蔡元培則繼之提出了所謂“中國共產黨陰謀破壞國民黨之證據”,及“浙江共產黨破壞本黨之事實”兩個報告。共羅列了共產黨“阻止入(國民)黨”、“煽惑民眾”、“擾亂后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四項內容,中共“三大”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也作“罪證”附后。

  會議在蔡元培主持下,還審定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各省黨員應進行處置的共產黨人的名單,共計179人。當然后來蔣介石清黨擴大化,實際處置人數遠高于此數。

  4月3日至5日,蔣介石,蔡元培,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與汪精衛在上海連續舉行秘密會議,策劃反共清黨。

  大概同一時間蔡元培并入住蔣介石所在的上海龍華司令部,為清黨運籌帷幄,出謀劃策。

  4月8日,由蔣介石指派吳稚暉、何應欽、陳果夫等組織的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蔡元培為委員之一。

  該會規定“得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并指導當地黨務”。其后該委員會就成為上海的事實政權。

  4月9日,蔡元培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名義,聯名發表了“護黨救國’’的通電,攻擊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種種革命行動。

  4月13日,中央監察委員會開會,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黃紹弘、鄧深如、古應芬、蔡元培一致作出了否認武漢政府,國民政府即遷移南京,取締“反革命分子”等項決議。

  4月18日,蔣介石操縱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為成立的國民政府授印并發表演說,提出要消滅武漢國民政府。

  6月20日至21日,蔡元培和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參加了蔣介石,馮玉樣在徐州舉行的會議。會議決定取消武漢政府,驅逐共產黨,促使寧漢合流。馮玉樣在其地盤內進行清黨反共。

  當時蔡元培是蔣介石最忠實的盟友,在夏天,蔣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復出的過程中,蔡元培都是最堅定地站在蔣介石身邊的支持者。甚至和蔣介石一起下野,在同年12月1日,蔣介石婚禮上擔任證婚人。

  4月12日,由上海開始的“清黨”活動,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及群眾五千余人。一時血雨腥風,席卷全國。知識界為之嘩然。北京的周作人則連發《怎么說才好》《功臣》等文,抨擊“清黨”中的殘暴行徑,并指出:“最奇怪的是智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智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現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南方之事全敗于清黨”,而“吳蔡諸元老”難卻其責。

  蔡元培在清黨中曾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積極態度。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張人杰(靜江)、吳敬恒(稚暉)、李煜瀛(石曾)等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而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學生柳亞子在《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黨的態度曾給他極大的震動。他說:“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一些火氣,參加了清黨運動。一張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大受其影響。”

  柳亞子所說的“影響”,其實很委婉,如果說直白一點,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謀清黨之時,將柳亞子也列入了黑名單。

  從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劃清黨,這一系列密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①: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分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叫囂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3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后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干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當然,光是開密會,肯定不夠光明正大,凡是都得師出有名,才能理直氣壯。于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余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痛斥聯共政策的種種荒謬,嚴詞指責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從而為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背景資料:四·一二清黨,屠國民黨員近38萬

  一般都說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國民黨清黨只針對中共,給中共造成了巨大損失,但很多人好象忽略了一個事實,國民黨搞清黨不但是殺害中共黨員,還屠殺了一大批對蔣、汪持反對意見,忠實于孫、擁護和執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層國民黨員。

  1927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自己的統計數據是:普通黨員人數(不含軍政和海外黨員)約65萬,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漢“7.15”后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22萬,到一年后的1929年12月僅回升到27萬,其中絕大多數黨員還是是軍隊或高級黨政機關的人員。(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共黨員在清黨前一共5萬多人,即使這5萬多人全部算在內,也意味著國民黨這次清黨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黨員的一半多。)

  清黨為什么連自己的黨員也大批殺掉?這恐怕是因為國共合作期間,大多數國民黨黨員忠實于孫,擁護執行孫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國共雙方的基層黨員、干部關系密切,而且雙方的主張并無太大分歧,長期在一個戰壕中并肩戰斗,雙方早已接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清黨分共,不過是國民黨反對派上層為爭奪北伐戰爭勝利果實與全國政治權力的謀略手段,并不為大批國民黨下層黨員及左派所認可,豈是上面一句話就可以讓他們互相輕易殺戮的。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在清黨之時,國民黨高層喊出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現在人只是想當然地認為是其白色恐怖,卻不知這口號是有針對性的(矛頭直指廣大基層國民黨員)。

  據史料記載,國民黨清共之時,首當其沖的便是其在各地的國民黨基層黨部,清黨的軍隊一到地方,即將當地縣、鄉或區黨部的國民黨人員集體關押或殺害,根本不分什么國、共。如馬日事變,湖南的工農革命群眾被殺者達數萬,而其中的中共黨員僅幾百人,死于反動派軍隊屠殺的國民黨員卻高達數千,當地農村中的基層國民黨員幾乎被殺光。

  清黨使國民黨基層組織受到了毀滅性破壞,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縣鄉國民黨基層組織,“清黨后基本瓦解,恢復得十分緩慢”。到1933年,全國僅有17%的縣建立有縣黨部。南京政府統治中心的浙江也不過69%。更不要說下面鄉鎮的黨組織了。

  北伐戰爭中動輒數萬甚至數十萬農、工群眾動員起來支援前線的景況從此在國民黨當局身上是完全絕跡了。

  國民黨方面有這樣一段隱晦的描述,“只能在城市的上層可以看到,農村中是很難找到黨的勢力的微弱影響”;“不但在農民中很難找到國民黨黨員,并且在一切農民運動負責人員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員中,在農村文化教育負責人員中,以及農村經濟建設負責人員中,都不容易看到國民黨黨員的蹤跡。”──何漢文:《如何樹立國民黨在農村中的基礎》,《國民黨中央周刊》第1卷第30期,1939年3月。

  魯迅在他的雜文中,曾對那個時期國民黨的清黨有過這樣一句話:我平生從未見過有殺人殺成這樣的。

  對這43萬多被老蔣屠殺的國民黨黨員,在歷史上是難以留下聲名的,對中共來說,他們并非自己的黨員,自然一般不會被追認為烈士,對國民黨來說,他們又都是被“清”掉的敵對異己分子,死不足惜,但我們今天談論歷史,還是不應該忘記這些不辜負中山先生教誨,不違背自己的良心真正的三民主義者。

  有人認為清黨對國民黨自身造成的危害,遠遠超過給中共帶來的損失。因為國民黨不但殺掉了大批國民黨基層黨員,造成黨員人數的急劇下降,而且徹底割裂了和下層民眾的聯系。日后許多政策的推行的失敗,都源于此。

  悲哀的國民黨人員統計數據:

  廣東1926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人數156915人;1934年11月統計,黨員人數87202人;
  廣西1926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人數128394人;1934年11月統計,黨員人數5671人;
  湖南1926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人數34400人;1934年11月統計,黨員人數21087人;
  湖北1926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人數30000人;1934年11月統計,黨員人數12236人。

  資料出處:

  (1)《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冊第79—81、101—104、122—124、362—366、436—437頁附表、506—507頁附表、558頁附表、608頁附表;下冊第78頁附表、112頁附表。
  (2)《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年鑒》,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第739頁。

  兩廣與兩湖是北伐前后國民黨的主要控制地區,從統計數據看1927年清黨后到抗戰前國民黨黨員人數再也沒能恢復過來,損失最大的是廣西,12萬余黨員到1934年殺的僅剩5千人,是1927年的一個零頭不到。

  中央清黨審判委員會由總司令部軍法處胡逸民牽頭組織,他公開說:“溯自清黨運動開始以來各處土豪劣紳均乘此機會大肆活動。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鮮不加以共產頭號,以圖一筆抹殺。……長此以往,國民黨之元氣不傷于共產黨之搗亂,亦將傷于土豪劣紳之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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