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學高峰的啟示〔文/葛曉音〕  -- 子夜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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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學高峰的啟示


  

文/葛曉音 2018年08月21日 來源:光明日報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到唐代,進入歷史上的高峰期。詩壇上出現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偉大詩人,代表著唐代詩歌最高成就;文壇上也出現韓愈、柳宗元兩位散文大家,開啟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中國散文繁榮時代。唐代之所以可稱為文學高峰,不但因為產生了這些足以雄視百代的大作家,令后人難以超越;更在于眾多各有專精獨詣的名家留下大量經典作品,至今廣為傳誦,歷久不衰。那么唐代文學的高峰是怎樣形成的?對于當今的文藝建設是否仍有啟示呢?

  唐代文學繁榮的原因很多,有些時代條件是難以復制的。例如唐詩正處于中國古典詩歌發展拋物線中點,各種詩歌形式已臻于成熟同時尚有變化的余地,各類題材也有較大開掘空間,作品往往具有恰到好處的天然魅力。但唐詩之所以能達到高峰,也有文人們的自覺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當代文藝工作者思考。

  ·啟示之一

  一代文人為時代而創作的使命感是文學高峰形成的前提

  唐代經歷了由盛而衰的變化過程,在治亂兩種不同的時世中,文學都取得了極高成就。其中至關重要的原因,是文人們在不同時代條件下都能將個人和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具有為時代而創作的強烈責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會走向興盛的時期,文人們能站在觀察宇宙歷史變化規律的高度,對時代和人生進行自覺的思考,將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轉化為積極進取的精神和健康樂觀的情懷,創作出能充分體現時代風貌的優秀作品,從而形成文學繁榮與社會繁榮相一致的盛況。陳子昂的《感遇》38篇,通過“幽居觀天運”思考人類生死、朝代興沒、世情播遷,探尋自己在“天運”“物化”中的位置,寄托了冀遇良時、奮發有為的壯心。開元詩人以同樣的思維方式觀察天道人事,感到的則是“明圣不世出”“千載一遭遇”的慶幸。這就大大拓寬了創作者的胸懷和視野,激發起及時建功的熱情,以及對光陰的加倍珍惜:“日月千齡旦,河山萬族春。懷鉛書瑞府,橫草事邊塵。不及安人吏,能使王化淳。”“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放眼千載,滿目河山,無論是在朝廷、邊塞還是地方,都可建立使人民安定、風俗淳樸的功業。站在這樣的高度觀察時代、審視自我,使開元詩人樹立高遠的人生目標,也使他們的詩歌情調更為爽朗,境界更為宏闊。

  正是在這樣的思潮中,李白在《古風》其一中提出乘時而起的創作主張:“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唐玄宗早年勵精求治,李白也和多數詩人一樣,認為開元年間已經復興了堯舜垂衣而治的太平之世,看到才子們紛紛乘此時運,各展才能,像鯉魚一樣躍過龍門,寫出文質兼備、光彩輝映的詩歌,自己更是希望像孔圣那樣總結一代的政治文化,令著述照耀千秋。李白在此贊美盛唐詩壇群星燦爛的盛況,表達盛唐文人開創“文質相炳煥”一代詩風的共同使命感,以及登上文化高峰的強烈自信心,正是出于不愿辜負“休明”時代的自覺性。

  而在安史之亂中,杜甫處于家國興亡的危急關頭,寫下大量憂國憂民的傳世名作,同樣是出于“忠臣詞憤激,烈士涕飄零”的創作激情。他懷著期待國家中興的熱切希望,用詩筆記錄這一歷史時期所有重大事件,并深刻地揭示出人民在官府誅求和戰場血泊中呻吟的苦難命運。正因如此,他的詩歌被后人譽為不朽的“詩史”,在千載之下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唐時期,白居易更明確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時的唐朝已經處于衰世,詩人們面對的是一個陷于多重矛盾和危機中的社會。因此白居易指出詩歌的作用是“救濟人病,稗補時闕”,并以許多諷喻詩廣泛觸及中唐各種社會政治問題,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由此可見,無論是盛唐還是中唐,文學高峰的產生都與詩人們為時代而創作的自覺使命感密切相關。

  ·啟示之二

  文學高峰的形成與文學風氣和文學形式大力變革有關

  唐代詩歌和散文都是經歷不斷的革新才達到高峰的。以詩歌來說,漢魏六朝詩以其開創性成就為唐詩奠定基礎,在題材內容、形式風格等各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但是由于齊梁陳隋時期詩風愈趨浮靡,唐朝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訓,從開國之初就將政治革新和文風革新聯系在一起。

  從初唐到盛唐,詩歌經歷過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詩歌文質兼備,核心內涵是發揚比興寄托的風雅傳統,肅清浮華綺麗的文風。初唐四杰在繼承貞觀功臣理論主張的同時,針對唐高宗龍朔年間“以綺錯婉媚為本”的“上官體”詩風,明確提出要廓清詩賦的“積年綺碎”,強調剛健的氣骨和宏博的氣象。他們本人的創作以廣闊的視野和遠大的抱負引導了初盛唐詩歌的健康發展。

  繼四杰之后,陳子昂標舉風雅興寄和建安氣骨,肯定革新詩歌的關鍵在于恢復建安文人追求人生遠大理想的慷慨意氣,批判齊梁詩的“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提倡“骨氣端翔、音情頓挫”的詩風。他的《感遇》38首從內容到形式都實踐了自己的理論主張。

  到初盛唐之交,兩位先后在開元年間任宰相的政治家兼詩人張說和張九齡更進一步提出作文要風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顧,鼓勵多樣化的內容和風格,并提出盛唐詩歌應當以“天然壯麗”為主的審美理想。張九齡繼陳子昂之后作《感遇》12首,用比興寄托的方式表現了堅持直道和清節的高尚情操,并提出乘時而起、功成身退的處世原則,這些思想對盛唐詩人的影響最為直接。

  經過這三次革新,建安氣骨在開元中為詩人們廣泛接受。政治氣象的更新又促使詩人們把共同的時代感受反映到詩里,并意識到他們渴望及時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氣骨和時代精神的契合點。所以李白才會將歌頌“休明”時代的“大雅頌聲”和“建安氣骨”并提,以建安氣骨為核心的“盛唐氣象”也正是這樣形成的。所謂盛唐氣象,就是開元時代那種蓬勃的朝氣、爽朗的基調、無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這正是盛唐詩特有的魅力所在。到天寶年間,由于朝廷政治變質,李白又寫下《感遇》《擬古》《古風》《寓言》等一系列運用比興抨擊現實的詩歌,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夕揭示出盛明氣象下隱伏的政治危機,大大深化開元詩“風骨”的內涵,將盛唐詩歌革新推向新的高潮,杜甫、元結等批判現實的詩歌也同時匯入這一高潮。可以說李白和杜甫都在革新的潮流中達到他們成就的最高點。

  以散文形式的變革而言,中國古代散文的第一個高峰是在先秦兩漢時期,但當時文學、哲學和史學沒有分家。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興起以雙句為主的駢體文,講究聲律、對偶、辭采華美和使用典故,由于南北朝時期文學觀念發生變化,對文學形式和藝術技巧的探索更加深入,駢文便逐漸取代散文。南朝文人又提出要把應用文章和文學作品區分開來,散文只能在少數歷史地理著作中保留一點自己的地盤。唐代駢文更加盛行,又大多用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變得越來越空洞浮夸。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由極盛轉為極衰。不少文人認為國家動亂的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的衰落,儒學衰微又和浮靡文風的流行有關。所以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文人紛紛起來反對“儷偶章句”,提倡恢復上古時代的淳樸文風。但他們推崇的古文,主要以古奧的典誥之文作為最高標準,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文體既不能適應時代發展需要,也無法在文學性和藝術表現上與駢文爭奪優勢,這就使其散文成就受到局限。

  韓愈和柳宗元意識到要以古文表達儒學之道,首先必須對古文自身進行革新,并自覺擔當起創造新體散文的歷史使命。他們在學習先秦兩漢散文基礎上,廣泛吸取前代各種文學形式的藝術經驗,根據當代口語提煉新的散文語言,創造出以奇句單行為主,有條理、有規律,適宜于說理、敘事、抒情的新散文。在他們的指點和影響下,涌現出一大批古文作家,這種新散文便成為中唐以來最流行、最合用的文體。后來北宋歐陽修等散文大家繼承韓柳的革新精神,進一步將散文導向平易自然的方向,才出現我國散文史上的第二個高峰。

  由此可見,唐代詩歌和散文高峰的出現與文人們革新文風和文體的自覺努力密切相關。當不良的風氣和形式影響到文學健康發展時,總有一些有識之士出來力挽頹風。經過幾代人前后相繼,最后才會出現既有清醒的理論認識,又有創新能力和過人才華的大家,總結前人得失,推動文學變革,使之登上新的高峰。擺正文與質的關系,要求形式為健康充實的內容服務,反對綺靡浮夸,提倡宏博剛健、樸素自然的文風,則是這一系列革新始終堅持不變的方向。

  ·啟示之三

  唐代詩人善于提煉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現人生共同感受,使之達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猶能引起最廣泛的共鳴

  人類的社會生活、階級屬性、時代環境雖然千變萬化,但是總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體驗,例如鄉情、親情和節物之感等等。中國古詩為大眾接受度最高的多數是盛唐詩,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詩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經前人道過的感受,又能以透徹明快的語言將其概括為人類生活中普遍的體驗:“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離鄉太久以致兒童不識的情景寄寓著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觸,這正是多少人老來還鄉的共同體會;“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的這首詩家喻戶曉,也是因為詩中望月思鄉的情景是天下游子都經歷過的時刻;“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春去春來、花開花落的無限啟示,是人們在節物變換時常有的感慨;“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既是王維的心情,又超出了時空地域的局限,為后人所共有;“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是高適勉勵友人的高唱,又成為后代留別題贈的格言;“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日落歸山、黃河入海的壯偉景象,激起詩人再上一層、放眼千里的萬丈豪情,又蘊含著登高才能望遠的人生哲理;“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戰亂之中親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貴,這個道理高度提煉了人們在同類境遇中共同的體會,因而成為后世常用的成語。

  這類詩歌多數是絕句,富有樂府民歌的新鮮風格。民歌本來大多就是人民的集體創作,表現的是當時個人還沒有脫離民族生活及其旨趣的思想情感,因而“能代表一種民族情感”。盛唐絕句取法于民歌的這一創作原理,同時又比民歌更自覺地在人民生活中提煉出共同的民族情感,其語言之純凈,情韻之天然,體現了最高的詩應是最單純、最概括并最富于啟示的藝術本質。因而易記易誦,廣布人口,歷千百年之久仍能觸動人心,又如才脫筆硯一般新鮮。

  與這類表現人生共同感悟的作品同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是唐代山水田園詩,其高峰也出現在盛唐。山水田園詩不僅以高雅的藝術品格成為后世繪畫、園林等各種藝術的審美典范,而且體現了中華民族重視天人關系的理性精神。人與自然環境能否和諧共處,是全人類在任何時代都要面對的問題,這是唐代山水田園詩至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山水詩和田園詩因玄學思潮的催化而形成于晉宋之際,因而自誕生之初,就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內蘊。在老莊自然觀的影響下,文人們認為宇宙萬物的運轉有自己的規律,自然之道蘊含在天地山水草木的變化之中。而要觀察自然之道,必須使心胸澄明,在清虛靜默的觀照中“坐忘”,遺落一切,心靈與萬化冥合。這就使山水田園詩形成人與自然合為一體的基本旨趣。因此表現人對大自然活躍生命的深沉體悟、向往回歸自然的淳樸和純真,是山水田園詩的基本主題。

  從南朝到唐代,與其他題材相比,山水田園詩的表現藝術發展得最為充分,而且解決了中國美學中的虛實、形神、意境、興象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為中國詩歌確立了一種極高的審美標準。尤其盛唐山水田園詩,意境優美,氣勢壯闊,反映了繁榮開明的盛世氣象,能喚起人們對祖國山河的無限熱愛,給人以生活哲理的積極啟示,使人的心靈得到凈化,其成就更是達到前無古人、后無來繼的巔峰。

  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唐代文學高峰形成的原因還有很多,但以上三方面至關重要。在登臨巔峰的過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遠的精神風貌,可能在當下尤為欠缺,因而對今后的文藝建設最有啟發性。

  
(作者:葛曉音 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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