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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我們扛著全世界圍堵

 

原題:前三十年我們扛著全世界圍堵,后四十年我們在改革中突圍


文/陳平 來源:觀察者網 2018年09月26日 子夜星網站整理編輯





  陳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2013年退休。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春秋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員。陳平教授研究范圍包括宏觀經濟學,金融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復雜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轉型與發展經濟學,演化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經濟史,科學史等。號稱:眉山劍客;自勵語:翻萬卷書,游千里路,會百家才。

  陳平教授長期活躍于大眾媒體上,對中國與世界經濟話題發表評論。較有影響力的文章有《十問美國的真格總統》《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諷刺和希望》,以及與茅于軾、陳禹、孫滌等人的討論《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驗還是邏輯?》


  改革能夠在1970年代開放,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前三十年中國打贏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國侵掠越南戰爭),西方國家圍堵了中國三十年,承認中國圍堵不了,然后才有毛澤東和尼克松的見面、建交。

  所以,改革開放的基礎不是自己想開放就開放,而是自己先要自強自立,逼對方接受中國的自主開放。這個和鴉片戰爭時的被迫開放──西方把中國打敗,強迫中國開放口岸──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自主開放的游戲規則是我們自己定的。

  那為什么要改革呢?

  因為前三十年中國是在西方封鎖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獨立的科學、工業、國防、教育體系。而且中國是一窮二白、從無到有的,如果你要造西方“看不見的手”,自身發育的市場,那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目標。中國實際上主要借鑒了蘇聯的經驗,就是用計劃經濟──那里面整套規章制度都是為了能集中國力辦大事。所以,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經濟的成分,遠遠大于市場經濟,那是被逼出來的,不是自愿選擇造成的。

  一到改革開放的時候,競爭的環境完全變了,面對的競爭者很多,不僅僅是原來我們目標集中的美帝、蘇修兩個國家。實際上,面臨全世界的企業競爭,包括大量進來的香港、臺灣中小企業。那怎么辦?所以很多規章制度就得改。

  前期的改,主要是放活。原來好多規章制度太死了,一個一個放松,放松以后看看有什么問題,出了問題再建新規。那么等到后來中國產業升級后,就發現老的規章制度都過時了,所以要建立新的規章制度。

  譬如說像食品、醫藥,有很多假冒偽劣,東西信息不對稱,“看不見的手”怎能解決這個問題?這些不行,所以大量引進新規。中國沒有經驗,又是從西方國家引進來的,好多新規──尤其是醫療、教育領域──水土不服。

  所以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兩方面的改革:很多舊規章制度要修改、廢除,新規章制度要立起來。

  中國怎么改?如果照西方的辦法,改成議會制、投票,那全是利益之談,得靠博弈。而博弈出來的結果,我告訴你,那是最差的。中國改的過程里面有一個最重要的經驗,我認為就是分區試驗。

  講“中國的改革有個總設計師”,我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合實際的。實際上鄧小平的思想非常堅定,就是一定要改革開放,不開放中國死路一條,經濟不上去,社會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看得很清楚,至于怎么改革怎么開放,他不知道。鄧小平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發明,我認為就是分區試驗,讓各個地方政府自己試驗。

  最開始,爭議最大的問題是什么?農村最大的問題就是包產到戶。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包產到戶施行過好多次了,然后后面就有人反對,說這個是資本主義的。反對有沒有道理呢?實際上是有道理的。

  譬如說70年代,我當時在安徽省工作。安徽省前后兩任省委書記都非常優秀,前面是萬里,他支持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后面接任的省委書記是原來科學院黨委書記張勁夫,后來任職經委主任,雙軌制實際上他制定的。

  張勁夫接任的時候不贊成包產到戶。當時我還是安徽省政協的特邀委員,開會的時候我就發現,老干部──不光是共產黨員干部,包括農村的干部──幾乎大部分都是反對包產到戶的。理由很簡單:

  第一條,包產到戶以后,窮困的戶怎么辦?
  第二條,包產到戶以后,原來社隊企業積累的集體資產怎么辦?你把那些機器都拆分了,那就沒法工作了。
  第三條,中國自然災害頻繁,農村公社最大的優越性實際上是修水利工程。搞包產到戶以后,水利工程沒人管了,那后果將是非常嚴重的。
  第四條就是環境污染。


  實際上當時提出來的問題,中央沒辦法回答,就讓各個地方政府自己決定。

  第二個例子是什么?第二例子就是公職人員能不能兼職。

  國有企業、政府部門是鐵飯碗,而中國老百姓有一個安全感問題,最希望拿到鐵飯碗,所以政府部門囤積了大量人才。實際上政府部門里人才的利用率是很低的,而中國尤其是農村的鄉鎮企業急需發展,深圳特區開放后新冒出來的企業也非常缺乏技術人才。

  你要知道競爭不是競爭所有制,實際上是競爭人才。我們讀《三國演義》,曹操、諸葛亮、孫權都是競爭人才。那么鄉鎮企業人才哪里來?我調查過鄉鎮企業。

  無錫一個鄉鎮企業怎么能搞軋鋼廠?因為中國農村發展起來后都在修房子,就需要煉鋼鐵。原來鋼鐵廠都是國有企業,怎么會是鄉鎮企業呢?我后來一問,發現農民企業家真是聰明得不得了。他們就直接跑去訪問退休的冶金部長,問他們冶金部里面哪些是最好的工程師。

  那些工程師多在三線企業,而三線企業因為地理條件不好,很多處于瀕臨倒閉狀態,工資都發不出來,待遇也很低。農民企業家挖這些工程師,“你到不到鄉鎮企業來?來了我們就給你一套房子”。那時在國有企業,你奮斗一輩子也沒一套房。此外,開出上萬年薪。當時中國人講萬元戶,那時國有企業職工什么時候見過萬元戶?馬上就引起了爭議。這些人能不能出去兼職?開始兼職是違法的,后來鄧小平一個一個放寬政策。

  我體會最深的是出國留學人員可不可以帶家屬?叫我說,不能讓他們帶家屬,帶家屬他不回來怎么辦?鄧小平這魄力就真的是比斯大林大,說只要中國建設好,他會回來的。大批留學生都是國內兼職,帶妻子兒女出國留學,這樣他心才安穩,才能更好學到西方東西,現在中國好,大批人又回來了。所以特朗普講中國“偷”西方的技術,這技術不是偷的,是海歸靠人帶回來的。

  這個例子就證明,開始改革的時候,幾乎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合法的。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力不是私有企業的競爭,是地方政府的競爭。

  地方政府明白我這個地方有什么比較優勢,有什么問題需要解決,然后他們有很多創新。中央對這些創新不做結論,很多創新在開始都是違法的,等到做出成果來,其他地區仿效,中央才事后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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